本期提要

　　公元429年，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成书。陈寿《三国志》叙事颇为简略。裴松之的注博引典籍，广增异闻，补充众多重要史事，大大丰富了后世对三国历史的认识。同时，裴注还开创了新的注释体例，保存了大量魏晋时期的历史著作，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壮大的过程。其学术贡献，在史学注释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　　公元420年代的最后一年，也即南朝刘宋元嘉六年，裴松之完成宋文帝指定的为陈寿《三国志》作注的任务，《三国志注》正式成书。宋文帝览读之后，称赞说：“此为不朽矣。”诚如此言，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开创新的注释体例，博引典籍，广增异闻，补充众多《三国志》失载的重要史事，使人们能够对三国历史有更为详尽的了解，确实是一部传世经典。同时，隋唐以后，大量魏晋时期的历史著作散佚，而这些著作因《三国志注》的注引才得以保存流传。今天借此方能探知魏晋史学的大体风貌，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壮大的轨迹。裴注的功绩因此就显得更不可磨灭了。

　　陈寿《三国志》成书于西晋太康年间（公元280—289年）。汉晋之际的学风，崇尚清简。《三国志》受此影响，叙事上追求简约精审。全书分《魏书》三十卷、《蜀书》十五卷和《吴书》二十卷，计三十六万多字，叙述魏、蜀、吴三国历史及其复杂互动历程，简洁凝练，毫无冗杂之感。故问世之后，深受时人赞誉和推重：“时人称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。”但经过一百多年，到晋宋之际，学术风气发生变化。人们更重视知识的丰富与详备。有学者甚至用“知识至上”来概括南朝学风的特点。学风转变，刘宋时人对《三国志》的评价就不同了，简约反而成为缺点，认为此书“失在于略，时有所脱漏”。加之《三国志》成书后，又有不少反映三国历史的著作涌现，陈寿《三国志》遂不能满足刘宋时人详尽掌握三国历史的要求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宋文帝于元嘉五年（公元428年）下诏裴松之，让他为《三国志》作注。

　　裴松之（公元372—451年），字世期，祖籍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。他出身高门，二十岁就做了东晋的殿中将军。刘宋建立，他历任清要官。文帝时为中书侍郎、司冀二州大中正。裴松之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，即高效完成“奉旨寻详”的工作。据统计，裴注引书“经部二十二家，史部一百四十二家，子部二十三家，集部二十三家，凡二百一十家”，注文多达三十二万字，仅比《三国志》正文少四万余字。可谓取材宏富，用功甚勤。裴注的内容，按照裴松之自己的说法，主要分为补阙、备异、惩妄和论辨四类。

　　所谓补阙，就是补充《三国志》记载简略或遗漏的人和事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言：“传（即《三国志》）所有之事，详其委曲；传所无之事，补其阙佚；传所有之人，详其生平；传所无之人，附以同类。”这类注文最多，构成裴注的主体，对于深入了解三国历史，是极为重要的。如曹魏屯田，是曹魏解决军需困境和经济问题的关键制度。陈寿记载颇为简略，分别在《魏书·武帝纪》和《任峻传》，总计用五十四字叙述。而裴注引用王沈《魏书》，补充一百四十七字，全面记录曹魏屯田的背景、过程和效果。又如曹操的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八月令，是曹操不拘品行以招揽人才的重要举措。《三国志》并未记载，而裴注引王沈《魏书》作了补充。再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，是建安文学名篇。《三国志》所录不过二百字，而裴注详引鱼豢《魏略》，所载多达八百余字。再如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代表，《三国志》仅以二十三字记之。裴注引何邵《王弼传》补其生平与学说，引张华《博物志》介绍家世，引孙盛《魏氏春秋》反映时人评价，为后世研究魏晋玄学，提供了重要史料。纪传体史书，人是灵魂。裴注还补充了四十二个《三国志》未曾提及的人物，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发明家马钧。正是从裴注中，我们得知他发明了织绫机，制造过指南车。

　　所谓备异，就是保存不同记载。所谓惩妄，就是考辨其讹误之处。裴松之一般是在《三国志》所叙史事下，补引其他史籍的异说，再以“裴松之案”的形式，考辨陈寿或其他史家的讹误，以求明确历史真相。如诸葛亮与刘备初次相见之事，《三国志》所载为刘备“诣（诸葛）亮，凡三往，乃见”。但鱼豢《魏略》、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所叙不同，言其为诸葛亮主动拜访刘备。裴氏将《魏略》记载列入注中，此为备异。裴氏进而对此说加以辨析，据诸葛亮《出师表》“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”，指明“非亮先诣备”，此为惩妄。显然，备异与补阙性质相同，属于史料的搜集整理。而惩妄则是史实的考证与研究。

　　所谓论辨，主要指裴松之个人的史事议论、人物评价和史学批评。裴松之作注，除增广事实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：“总括前踪，贻训后世”，也就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。裴氏经常通过自评或引用他人评论来发表对史事人物的看法。如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曹操攻取荆州后，欲东下消灭孙吴。谋臣贾诩另有主张，认为不如安抚荆州百姓，使之安土乐业，则无需征战而孙吴自服。陈寿叙事说：“太祖不从，军遂无利。”表明陈氏是赞同贾诩的。裴松之却不以为然。他批评说：“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，未合当时之宜。”接着全面分析当时的割据形势，指出此时为实现统一之良机，曹操南下灭孙吴的行动，“非失算也。（贾）诩之此规，为无当矣。”今天看来，裴注中此类对人物史事的议论，颇多保守迂腐之见。但裴松之对于魏晋史学著作的批评，却是很有道理的。

　　裴松之对魏晋时期的大多史著都不满意，都有批判。他特别强调史书应“直书实录”。根据这一准则，裴氏批评鱼豢《魏略》有“妄说”，谢承《后汉书》有“妄记”，王隐《晋书》有“虚说”，干宝《晋纪》有“疏谬”，张骘《文士传》“虚伪妄作”。对于乐资《山阳公载记》和袁暐《献帝春秋》，裴氏的批判尤为尖锐，说他们“轻弄翰墨，妄生异端”，是“史籍之罪人”。对于陈寿《三国志》，裴氏也并不手软，批评他撰述类传之时，没有坚持“以事类相从”的原则，导致“夜光”（月光）与“蒸烛”（火炬）同传，“失其类矣”。裴松之通过此类注文，表达了他对史书撰述原则和撰述体例的独到见解。

　　总体来看，裴注不仅增补历史记载，而且考证历史真相，讨论史著得失。这种注释取向，是此前没有过的。

　　我国自东汉时期起，逐渐有对历史著作的注释。体例上，史书注释一直受经书注释影响，内容主要局限于音义解释、名物训诂。不论是徐广注《史记》，还是服虔、应劭、韦昭、晋灼、蔡谟注《汉书》，都是如此。而裴注将注释重点转至历史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，这等于摆脱经注范式，开创了新的注释体例。同时，其意义还不止于此。由于注经与注史不同，注经是为阐释义理，名物训诂即可达到目的。注史则是为探明历史真相，仅有名物训诂是远远不够的。因此，裴注以增广事实为注释取向，这实际上意味着史学脱离经学而获得独立。

　　今天我们提及古代典籍的分类方法，最熟悉者莫过于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部。这个分类中，“史”居第二，非常显眼。但史部取得这个位置，有着一个后来居上的发展过程。西汉时期，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皇家图书，编订总目录，称为《七略》。其中有《六艺略》《诸子略》《诗赋略》等，却根本没有史书的独立位置。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等都被列入《六艺》之“《春秋》”家，处于经书的卵翼之下。到了西晋，秘书监荀勖编《中经新簿》，他将群书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其中丙部有史记、旧事等。史学才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，开始独立成为一个门类。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，调整荀勖次序：五经为甲部，史记为乙部，诸子为丙部，诗赋为丁部。史书升格，成为“乙部之学”。这种调整被《隋书·经籍志》继承，并用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取代“甲、乙、丙、丁”，一直沿袭至清。史学何以在两晋时期独立呢？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魏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。也正是依靠这些史著，裴松之才能实现注释体例的突破。史学的独立与史注的独立，步调是相一致的。今天，我们阅读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和它所保存的魏晋史著，还能感受到这种步调。（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，本期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连雯）

　　大事记

　　公元420年

　　六月，晋恭帝禅位于宋王刘裕，刘裕称帝，建立刘宋，改元永初，改《泰始历》为《永初历》。

　　公元421年

　　北凉国主沮渠蒙逊进攻敦煌，西凉国主李恂自杀，西凉亡。西域诸国皆称臣朝贺于蒙逊。

　　宋武帝刘裕杀晋恭帝。

　　公元422年

　　宋武帝刘裕崩，以檀道济、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为顾命大臣，太子义符继位，是为宋少帝。

　　北魏南侵，克滑台（今河南滑县附近），陷青、兖诸郡（今山东西部、河南北部一带），进逼虎牢（今河南荥阳西南部）。

　　公元423年

　　北魏陷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，克虎牢，据司、兖、豫诸郡（今河南东南，山东西南一带），夷许昌（今河南许昌）而还。

　　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崩，子拓跋焘继位，是为太武帝。

　　公元425年

　　北魏遣使于宋，两朝通好。

　　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死，太子昌继位，改元承光。

　　北魏五路并进伐柔然，柔然部落大惊，绝迹北走。

　　公元429年

　　北魏太武帝诏崔浩等续修国史，叙成《国书》三十卷。

　　宋文帝命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七月，书成奏上。